高市早苗未获中方邀请，日本经济却陷危机

日本的时局近来颇为复杂，尤其在中日关系上，暗流涌动。最近几件事情相互交织，使得局势愈加扑朔迷离。下月将在深圳举行的APEC峰会，外界对日本经济大臣高市早苗能否收到邀请函充满疑虑。恰在此时，日本企业破产的数据不断攀升，经济界人士对此极为忧虑。更为令人惊讶的是，一封邮件的曝光显示，高市早苗竟然将受到中国制裁视为一种荣光。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，背后却暗含着日本所进行的某种赌注，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对日本的某种指引。

11月18日至19日的APEC会议将汇聚诸多经济体的领导人，照理说东道主会发出邀请。然而，最近日本媒体对高市早苗是否能够如愿收到邀请函表示担忧。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，因为在不久前的场合中，高市被问及是否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，她仅仅回答“不便做出预断”，但承诺会持续保持沟通。若细致品味，她的话语中透露出不安，反映了她内心的不确定。为什么她会感到不安？因为中国政府近期的发言暗示了一种显著变化。在回应日本防卫部门的言论时，中国外交部提及高市早苗，令人注意的是，此次没有称她为首相或任何职务。这种变化在于，高市刚上任时，中国称其为日本首相，而在她发表了关于台海局势的观点后，称谓逐渐变成了“日本执政当局”，之后是“日本现政权”。如今甚至连职称都不提，这在外交语言中是个明确的表态。

然而，除了称谓的变化，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如今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正逐渐被边缘化。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紧密，预计到2025年两国的贸易总额将达到3221.8亿美元，然而，随着双边关系的紧张，供应链问题让日本的各界担忧日益加剧。在日本政坛，政治家们展现出强硬态度的同时，企业却在减轻压力，这种撕裂的状况本身就揭示了潜在问题。因此，高市能否参与APEC不仅关乎中国的态度，更与日本的政策紧密相连。在尚未收到邀请函之际，她首先迎来的却是噩耗。

根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在2026财年的上半期（即2026年4月至9月），日本负债超过1000万日元的公司破产数量达5373家，同比上升3.8%，且已经连续五年攀升。负债总额达到8561.69亿日元，同比增加23.5%。一到八月间，已有112家百年企业开始破产程序。这组数据的背后，蕴含着三重压力叠加的现实。第一重压力是加息，自2025年12月起，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提升至0.75%，而今年9月更是徘徊在约1.25%的高位，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记录。在贸易中，企业多需垫资，通货膨胀、材料、工资等各项开销上升，让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日益严峻。日本上半年因物价上涨而破产的企业达436家，但价格转嫁率整体仅为39.9%，真正能将新增成本完全转移的企业仅占3.4%。这意味着，在加息影响下，曾经依靠零利率存活的“僵尸企业”面临生存危机。在日本全国范围内，大约有25.1万家僵尸企业，占比达17.1%，利率每上调0.25%，这些企业每年需负担64万日元的利息。

第二重压力体现在用工荒方面，随着社会步入超老龄化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达29.6%，尽管51.3%的企业表示正式员工短缺，但最低时薪在10月份上调了约5%。在招人困难的局面下，企业不得不提高薪资以留住人才，进一步加重了运营负担。第三重压力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，尤其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对日本的出口造成严重冲击，再加上日元汇率波动导致进口成本上升，使得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。此外，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也让日本在中国市场的缓冲空间日益缩小，在华日本企业的数量持续下降，部分出口行业的订单减少，服务行业多数失去中国客源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高市的经济政策可以被视为双脚走路：一方面依赖向美国出口争取硬通货，汽车、电子、精密机械等行业势头强劲；另一方面则在中国市场上进行产业链运作，依托中间品和消费品。但当这两条腿同时出现问题，企业的倒闭潮也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那些成本转嫁能力极弱的小型企业，尚未直接参与国际博弈，却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所有博弈带来的压力。

在日本经济面临重重困难之际，政坛却传来惊人的消息。自民党议员古屋圭司在3月份遭到中国制裁，而在10月9日时，他公开透露曾收到高市早苗的邮件，表示被中国制裁是一种光荣。若这一消息的发言者是普通议员，或许不会引起太多关注，但发言者是日本首相则大为不同。古屋圭司更是曾率团访台，呼吁国际社会维护台海的和平，并在访台前主动在日本机场向媒体披露此事。